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

政府，无论是独裁的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继承了法国路易十五的格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么，一战后的通货膨胀有这样的好处吗？让我们再回到弗格森的《纸与铁》。

这本书的结论是一战引发了战后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引起了魏玛共和国的破产，进而导致希特勒的出现和法西斯政权上台。其二，如果实际工资的增幅超过了生产力，那么后者就会受到侵蚀，降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第317页）。由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通货膨胀是由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第2页）。稳物价永远是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但实际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提高，例如食物匮乏，消费品质量低劣，住房长期短缺。

它牺牲了国外的投资者，让德国获得了非法收益，无论是怎样的收益，如果想让其他国家明白这笔巨额赔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更好的方式也许是以更真诚的态度努力按要求支付赔款（第236-237页）。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优化外部环境等措施，着力推进我国企业成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主体。

过度强调开放型创新模式导致企业太注重对外部技术源的监视、识别和获取，基础研究在美国大型企业研究实验室里的地位有所下降，包括朗讯、IBM、施乐、ATT、埃克森(Exxon)、杜邦等以前对基础研究乐此不疲的科技型公司，也开始将研究使命重新聚焦于短期应用的有利可图的研究上。OECD科技政策委员会在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又进一步把基础研究划分为纯学术型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不足导致了中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尽管从短期上看，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能为企业带来较高的市场份额和产品利润，但这种竞争优势是不可持续的。

如美国的IT和生物产业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加强了相关领域基础。政府计划型基础研究和好奇心驱动型基础研究由于偏离了产业需求方向，企业无法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

日本企业从事的基础研究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关键性基础科学和技术，大多数都与公司的技术强项相关联，所探索的科学现象紧密联系所在产业的未来方向，比如日本化工企业的化学研究水平相当高，因为这跟产业技术趋势是紧密相关的。这种基础研究导向不仅吻合国家发展目标，更主要是夯实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尽管我国企业已经通过渐进性创新完成了多个产业领域的技术追赶，但随着专利和标准日益主导产业发展，后发优势被先发优势取代，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难度加大。如果所有行业都需要国家来进行共性技术研究，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

有关研究表明，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对某一企业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要超过应用研究带来的效应。为此，公司对微软研究所的近千名科技人才给予了很大自由，没有对他们的研究方向提出业务支持上的限制，这种不加限制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研究文化使微软一直引领行业的科技方向。如果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只关注RD的后端(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或者置产业需求于基础研究之外，那么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发展就会一直受制于外国竞争者，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创新。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紧密联系着企业的创新过程。

近几年，我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步增长，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构筑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体系。据统计，中国高技术领域中绝大多数发明专利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信息技术领域的90%、计算机领域的70%、医药领域占60.5%、生物领域的87.3%、通信领域的92.2%的发明专利全为外国企业所有。

企业需要通过内部研发来构建吸收能力，以有效地将外部知识整合到新产品/工艺开发中，研究表明，内部基础研究投入水平高的企业能更有效地从外部知识溢出中受益。企业需要合理运用开放式创新模式，因为对外部知识的使用并不能取代企业自身的知识创造，企业对基础研究活动的投入越大，就能更好地吸收公共研发的成果并将之付诸于产品/工艺创新。

因此，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本实现了市场导向，但基础研究仍然严重脱离市场，不能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近10年来,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科技计划对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支持，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稳定增长，基础研究经费逐年增加。如果企业从基础研究中获得的收益显著地超过支付成本和溢出成本，那么企业仍然愿意独立(或联合)从事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活动。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上有两个弊端：一方面，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过多地考虑了研究的商业利益，做了太多能快速商业化的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不愿做与理论相关的枯燥和不可预期的基础研究，角色错位现象严重。尽管2007年OEC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中国的大部分科研资金都用于产品开发，以及根据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进行产品调整，并非基础性的科研工作。二十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环境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变得越来越浮躁，注重短期市场份额而不是长期优势成为一种趋势，即使是长期重视基础研究的美国企业也是如此。

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全球化开启了难得的向全球领先企业进行网络学习的机遇，但开放式创新应该建立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之上。尽管我国企业正逐步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主体，企业RD支出占全国R%D支出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60%上升到目前的75%，但企业的基础研究不仅投入总量偏低，投入结构也不合理，企业投入的研发资金主要用于现有产品和技术的完善，直接和间接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

我们不能套用公共品思维衡量企业基础研究的合理性，将非独占性( inappropriable)和易转移性(transferable)作为企业忽视投入基础研究的借口，因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未来市场需求的、经过精心筛选和前景预测的市场型基础研究项目，其间接的产出和潜在效应将具有高度的专用性和异质性，这种知识是不易转移的。基础研究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如果中国不能解决长时间以来忽视对基础研究投入，没有转变基础研究的投入和使用机制，产业创新能力低的局面就难以得到彻底改变。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我国自主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是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是由企业主导的、面向具体产业的基础研究，是产业核心技术的主要来源。

从世界主要达国家经验来看，企业重视基础研究，会带来持续的产业竞争优势，否则就会丧失这种优势。我们知道，真正自主创新的产业核心技术来自于基础研究。对关乎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基础研究，企业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研发能力建设，在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上保持动态平衡。产业技术创新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活动，企业基础研究不能采用计划的思维模式。

但由于企业缺少研发基础，本来应该投到企业的钱流向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其结果是企业无奈、政府苦恼。如果我国产业的发展继续忽视基础研究，就只能在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中再次回到技术追赶的道路。

微软认为基础研究关系到公司的命运，强调探索一些尚无应用前景甚至在10年或20年内都不能实现的东西。我国液晶面板工业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明确规定基础研究面向长期目标，是公司财政开支的优先领域。目前中国企业研发经费主要用于完善现有产品和技术，仅1/3用于创新范畴的新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企业研发经费的33%用于改进工艺从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31%用于以完善现有技术和拓展产品用途为目的的开发研究, 24%用于完全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估计3年内能实现商业化)，用于基础研究(至少3年内不实现商业化)的不到9%。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施稳定地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应避免忽视内部技术储备的过度开放的创新模式，因为获取和学习知识的条件在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基础。在科研项目管理上，要从目前由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下达为主，改为由企业提出需求并招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通过竞标获得，国家视项目的重要性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政策支持。企业只重视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创新成果多属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而真正形成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很少，所以不能很好地吸收外部知识，不了解产品背后的基础科学原理，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一旦国外的技术升级换代，将需要重新引进，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在高技术领域，中国自主的核心技术一直缺乏。中国企业往往将基础研究寄托于公共研发，但公共研发不可能承担起满足产业基础研究的使命。

我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进一步提高学术型基础研究能力的同时，应加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近年来，面对挫折日本企业集体性地加大了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力度，约有四分之三的日本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包括为解决某种产品研究问题所作的基础知识探索、为提高现有材料或工艺性能及降低成本的探索、掌握新技术、研究超越现有专利的技术、掌握基础与支撑技术、研究测试技术和分析方法、探索可能利用的现象和物质等。

日立、东芝、佳能、NEC等公司设置或加强了基础研究实验室，强化了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缺乏关注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未来趋势的纯基础研究，很难提高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